要充分估计需求不足困难

　　在对我国未来经济发展保持乐观的同时，樊纲也提醒，要充分估计困难，就是“需求不足”。

“最近在货币高增长条件下物价水平下跌，表明预期低迷、供求失衡、需求不足。”樊纲指出，企业投资增速不振，政府投资受困于财政收入下滑和地方债务负担增长也不理想。同时世界经济低迷，外需走弱趋势明显。“此外，大国博弈的外部环境影响下，还要面对国际供应调整、产业链转移等问题。”

　　因此，樊纲提出要扩大需求。

　　“如何扩大需求？在就业不足、收入增长放缓等影响下，消费需求一时难以扩大。货币扩张正常难以奏效。”樊纲认为，短期内扩大需求仍寄希望于投资需求的扩大。“长期看，投资是增加供给，短期看，投资是扩大需求，需求扩大了，才能推动经济进入供求之间的良性互动。”

　　在樊纲看来，当前要做的不是“去产能”，而是通过扩大需求实现供求平衡和提高发展速度。

　　扩大公共与企业的投资

　　“扩大投资分两块，一块是政府投资于公共品基础设施等，一块是企业投资。”樊纲指出，公共物品投资在中国还是很有潜力的，“大家都说，中国的财政债务已经不少，但是中国的债务在全世界比较来看，我们的政府债务应该说还是比较低的。”

　　在公共投资方面，樊纲认为需要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，投资各种公共品，通过 “乘数效应”带动需求增长；其次，用好国有资本，发挥国有资本稳定器与平衡器的作用。其中一大部分是地方国有资产，可以利用一部分缓解当前债务负担，扩大公共品投资规模；第三，改变政府债务结构，增发长期公债，逐步化解“城投债”功能错配和期限错配的问题，增加财政投资规模。

　　在企业投资方面，樊纲认为需要鼓励创新创业，发现新机遇、投资新未来，改善投资环境、稳定投资预期，鼓励民营企业投资，把握好反垄断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，鼓励有创新能力的头部企业、龙头企业扩大投资，提高国际竞争力，提升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，重视通过股权重组实现产业内部的结构调整，提高产业效率。

　　“我觉得应该有一个积极的态度，看到中国经济发展的新路径。总之，我们目前是面临着很多的困难，但我们还有很多的政策工具可以用来面对这些困难。同时我们还有很多新的发展机遇，抓住这些机遇也能使中国经济更好的发展，高质量的发展，实现中国的现代化。”樊纲如是说。

　　中国企业的“跨国化”

　　针对当前全世界范围内的供应链转移和调整，樊纲提出，有一些转移的因素是非正常的地缘政治因素，包括贸易战、技术遏制、长臂管辖、回流补贴等等；同时也要看到其中正常的经济因素，例如中国劳动成本不断提高，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其他成本更低的国家，以及全球企业发展过程中为避免供应链受到各类因素冲击，而产生的供应链分散化趋势。

　　樊纲认为，中国企业应该顺应这个趋势，并看到其中的积极意义和机遇。对于宏观经济而言，部分企业外迁可能产生“中国+1”的效果，即在此过程中国内产值并不减少，甚至还带动中间产品出口的增加；对于企业而言，在海外建厂后，大部分企业国内的产能并不减少，只是新增部分在国外，从而形成了产能扩大、企业规模扩大的结果。 

　　他将这一现象总结为中国企业的“提前跨国化”。在产业链分散化、区域化以及大国博弈的背景下，一批中国企业被动或主动地“提前”走出去，从而更快地进入跨国公司的发展阶段。例如，一些中国企业成为跨国公司之后，随着对国际市场熟悉程度的提高，它们不仅可以在邻近的东南亚国家建厂，甚至还可以走进距离更远欧洲、北美等地区，“这也是中国经济发展一个新路径”。